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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的春天，中作协对临潭的文化帮扶就生出了第一条清新的嫩芽：第5期的《诗刊》杂志拿出12个页面，为甘南诗人编发了一个名为《甘南青年诗人们的歌》的专辑，扎西才让、敏彦文、李志勇、阿信等11位当地作者同时亮相《诗刊》。当这期《诗刊》杂志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都觉得自己这样一个寂寂无名者的作品不会登上国家级刊物。因此，这个好消息让大家无比振奋，在彻底唤醒当地文学爱好者们的创作激情的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了一缕希望之光。更令诗人们动容的是，邹静之还对每位作者的作品都做了简要点评。他写到：此次西北扶贫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在最贫困的甘南地区，还有如此精神高洁的年轻诗人群。他们的诗，或许会为《诗刊》带来一缕清新的风气……”

　　除了生活和工作节奏，陈涛需要适应的还有高原气候。冶力关虽然距离兰州很近，但在海拔上仍属于高原地区，早晚温差比较大。即使在盛夏七八月份，中午时分的炎炎烈日几乎要灼伤皮肤，一到早晚气温却能低出一份恍如秋日的清凉来。尤其晨起洗漱时，水龙头流出的水中，居然还带有剌骨的冰凉。一入了九月，雨水明显地多了起来，头顶刚有一片乌云腾起，豆大的雨点就跟着落了下来。经常是一场大雨过后又陡然放晴，但明晃晃的阳光剌得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转眼又是一场骤雨。九月一过，雪也就早早地来了，今儿落一场，隔天又飘一点，随心所欲的感觉。偶尔也会雨雪同落，让人分不清究竟是雨多还是雪多。最新奇的是，高原10月就开始落雪——在来甘南之前，陈涛没有在10月见过雪。

　　起初，这方方面面的磨合，一度让一丝不苟的陈涛有点不知所措。但他知道，无论是无法掌控的时间、无从掌控的计划，甚至这小孩一样善变的天气，都是对自身耐性的最好考验。所以，天气晴好的清晨或黄昏，他会穿过镇上那条最繁华的主街道，沿着冶木河去散步。虽然不知道冶木河的名字从何而来、河水是从哪儿来要流向哪里去，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一条河流。散步累了，他就静静地在岸边待上一会儿，看河水在宽阔或狭窄的河床里一腔孤勇地奔腾向前，看河床上大片的芦苇和不知名的野花肆意生长。这样的喜欢，让他觉得就连河床里的枯草也别有一番韵味。平日里，冶木河的水流量不是很大，一些较大的石头会在外面，成为鸟儿们栖息的岛屿。一些白头黑背红尾巴的小鸟尤为敏捷，只要有人经过，它们就倏忽一下滑过水面，飞出去很远。驻村的这些日常和周围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一种温暖的陪伴。

　　池沟村依偎着的白石山，是整条秦岭山脉的起点，海拔将近四千米。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冶力关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山区而非盆地，有很多自然村都分布在各个山上。驻村期间，在陡峭弯曲的山路上穿行奔波基本成为陈涛的工作日常。大多数时候，这样的奔波是因为要进村工作。有的时候，他只是单纯地想去走一走，就那么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山坡上，长久地眺望远处被积雪覆盖的山顶，看空中大团大团的云朵在田野上投下好看的阴影，看被各色牛羊点缀的山坡，看身边层层叠叠的梯田，看藏在群山褶皱里成片或稀疏的村庄……倘若赶上吃饭时分，还能见到扶摇直上的袅袅炊烟。那样的情景，多少有点“白云深处有人家”的意境。但陈涛觉得，这样的情景看久了，愉悦感会渐渐变少，倒是平添了一些莫名的异样味道。

　　驻村的两年时间里，陈涛几乎每天都要进村入户推广扶贫项目，走访统计贫困户情况，参与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和爱心助学活动，以及文化墙设计、党员政治理论学习、环境卫生整治等。初到时对工作全身心的投入，是希望珍惜两年的光阴多为群众干一些实事好事，谁料随着工作任务的繁杂以及对村情民意不断深入地了解，他感觉内心越来越焦虑和痛苦——因为他发现，工作做得越多，发现的问题也就越多，这将导致他渐渐变成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即使拼尽全力，他所能做的事仍然有限、所能改变的局面仍然艰难。夜里睡不着的时候，陈涛会反复琢磨“基层”一词的含义，并不断追问自己何谓基层？又给自己给出自认为最恰当的答案：在村里在镇上，“基层”意味着信息传达的尾端与末梢；“基层”意味着村情民意与日常工作相互交织缠绕成繁忙无奈的日复一日。他一次次地提醒自己：身在基层，就像置身于大金字塔的最底端。那就去做一块小小的活性炭，量力而行、尽力在这片汪洋大海中吸收掉一些杂质、释放出一份洁净。果然，“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这八个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如一束微光激励着陈涛，也让他保持着最大的警醒，避免一腔激情被现实中的种种困难与阻力给消磨殆尽……

　　起因是村里提前规划出的文化广场因地势较高，唯一通向广场的路是一条狭窄且有坡度的小路，经过镇村两级研究后，决定为文化广场修一条较为宽敞的硬化路。由于路的北侧是两家住户，为了不影响路北侧的两家住户，硬化路只能考虑向南侧的麦场扩展。陈涛与村主任、副镇长及镇政府驻村干部小骆与小牟去麦场作了实地考察后，遂去麦场主人家商谈此事。主人姓马，六十岁左右，面相憨厚。见有客人进门，便热情地把陈涛一行迎进客厅，又是递烟又是倒茶。陈涛一行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马大爷于是跟着他们去量麦场面积。根据施工需要，决定以五十七平方米的面积进行征用，并在马大爷初步同意后做了标记，随后又一起返回他家商量补偿费用的事情。当时国家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为每亩两万元到两万五千元不等，镇上决定按照两万五千元的标准给予补偿。小牟当即按计算器算了出来，说是应该补偿两千七百五十元。副镇长表示直接补偿两千八百元。马大爷点头同意。事情顺利拍板，众人都觉有点皆大欢喜的味道。从马大爷家出来时，陈涛还如释重负地说：“没想到事情会这样顺利……”小牟笑答说：“他家里有人在镇上上班，所以比较开明好说话。”

　　大家伙都以为这事已经完美解决了。于是一众人踌躇满志地沿路而上，去往距离麦场十多米远的另一个项目地——根据该项目的前期规划，那里将会变成一座兼具池塘与亭台楼阁的花园，在当时，那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松树苗。陈涛内心不禁泛起一些惊喜的涟渏。他轻轻蹲下去，仔细观察那些长势良好的松树苗，一边思考项目开工后这些小树苗的新去处。忽然，马大爷两口子脚步匆匆地朝麦场走来，马大爷老伴手里还拿着一卷米尺。副镇长几个见状赶紧走了过去。陈涛没动，但隐隐感觉事情不太妙。果然，马大爷老伴重新测量麦场面积后提出质疑，说硬化路占用面积应该是三点八米而不是三米。好在之前的赔偿金额本就略高，副镇长一番动员下来后，马大爷老伴也就没再说什么。

　　马大爷老伴走后，副镇长似乎没了吃饭的心情，当即电话联系了马大爷的儿子，看上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那天真的是奇怪，所遇的事情拖沓磨迹，所点的饭菜也迟迟不见上桌。陈涛强忍着饥饿，眼神迷离地哈腰坐在椅子上，默默看着大家七嘴八舌地给马大爷儿子做工作。马大爷的儿子嘴里咬一根牙签，要么沉默不语，要么情绪激动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双方的交流变得更加激烈时，陈涛就只能略听懂一二，他听见副镇长说到自己任职的，说到早上协议赔偿时给过他家的照顾，说到个人利益与大局观。陈涛原以为副镇长如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谁知对方听到“大局”二字时扭头就问：“我给别人方便了，谁又会给我方便？”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饭菜终于陆续上桌。时间已经快到下午两点，饥肠辘辘的陈涛赶紧招呼大家吃饭并带头坐到了桌前。所有人都饿坏了，呼啦啦围拢过来准备吃饭。只有副镇长不挪身子地依旧跟马大爷的儿子舌战，期间大家又喊停过几次，但俩人都沉浸在辩论当中不为所动。最终，马大爷的儿子丢下两个条件后离开：一是全家享受低保待遇；二是用他家别的地块换一块村里的宅基地。就当时的政策条件和客观环境而言，这两个条件都无法满足。副镇长说完后一脸惆怅地埋头吃饭，陈涛听完后也继续埋头吃饭。其余人也都继续默默地吃着饭，没有人再说话。

　　后来，广场硬化路的事终于以赔偿费用追加到五千元而得到解决。副镇长再没提过，但依对方当时提出的条件，陈涛知道他一定又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在村民眼里，镇上的领导就像是家长一样，谁家的心都得操到。有一次，他和副镇长在村口遇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哑巴，副镇长连说带比画地劝他把家里堵在路口的麦秸垛尽快清理掉，陈涛在旁边看两人打了半天手势，就问副镇长说明白了没有。副镇长表示没问题，谁料快到吃午饭的时候，哑巴到村委会来了，对着陈涛和副镇长一通呜里哇啦的手势。陈涛以为对方是因为清理麦秸垛来要补助的。副镇长解释说，哑巴说家里的米面都快吃没了，请求援助呢。然后转头叮嘱旁边一个驻村干部，让他带上两百元补助金给哑巴送到家里去。类似这样鸡毛又蒜皮的事情多了，陈涛更加理解副镇长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不易。

　　几天后，刚从镇政府大门出来的陈涛，远远看到马大爷的儿子手里拉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正准备过马路。路上车来车往，他和小女孩快步走着，小心谨慎的样子。他又想起那天中午对方和副镇长舌战时寸步不让的一脸愤慨，瞬间觉得理解了马大爷的儿子。后来的工作中，在一次又一次遭遇类似的事情后，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用审视的眼光去对待那些村民，更不能用批判的态度去看待他们的固执和倔强。毕竟，他们因为自身的认知与长久以来的固化思维，生活中很少有这样主动为自己的利益辩护的机会。大多数时间，他们也都是无辜者。陈涛相信，即使他们为了个人利益寸步不让斤斤计较，但他们的骨子深处依然保持着一份纯朴和善良，仁义礼智信依然根深蒂固地存驻于他们的心底。特别是在多次参与修路建桥、环境整治等过程中，遇到那些为了集体利益而愿意牺牲个人利益的村民后，陈涛更加愿意去相信他们刻在骨子里的良善。在与当地政府及干部的交涉商谈中，他们通常通情理、顾大局、懂退让，也容易接受相对完善的解决之道。他们的宽厚，让陈涛相信偶尔碰到的那一少部分人之所以偏执或狭隘，是因为个人认知受到学识和智力方面的限制，只能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来拼命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问题不能按照他个人的意愿妥当解决，他便会认为自己处于弱势被亏欠，从而导致问题成为无解的难题。

　　2016年4月初，一篇来自新华社的题为《羊小平砸缸》的新闻报道，让冶力关村民羊小平与他家中六口大缸的故事传遍了甘南，也成为临潭县脱贫工作摘帽收官前的一缕曙光。而这一缕曙光带给陈涛的欣喜，非他人所能理解。群山纵横的池沟村历来自然条件恶劣，那些住在山上的群众因缺水少电、交通不便而成为重点贫困户，易地搬迁战略的实施，让很多贫困户看到了希望。池沟村尕后山社的全体村民和李子沟社的部分村民正是受益于易地搬迁这一惠民政策，迁到了山下的池沟村集中安置点。安置点除了样式统一的民居以外，还配套了健身器材、太阳能路灯、垃圾处理点等基础设施建设。让陈涛感到惊喜的是，安置点还超前规划了村级文化活动中心与群众文化广场。当时的搬迁点有近百户群众，上下两层近两百平方米的民居高大敞亮，偏房、大门、围墙、厕所、院落硬化等附属设施一应俱全。羊小平的新家也在这里。陈涛还专门去过他家，两层的小洋楼被装饰一新。看得出来，羊小平一家真的是与当年的贫困生活彻底告别了！

　　“想到这些时，竟昏沉沉有些困乏，往床上一躺，竟一觉就睡到了六点钟。醒来天色已黑，呆坐在黑暗中，脑海空虚一片。下楼散步时，在院门口遇到几个朋友，听说我刚下楼，便喊我一起吃饭。毫无饿意，想想还是同意了，似乎唯有吃饭能打发这漫漫长夜。全镇一片漆黑，冷风吹，仅有两家饭馆亮着灯，门外的发电机轰轰作响。一家爆满，几十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去到另一家，同样如此，其中还有一桌围坐着七八个，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不等，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谈笑。到饭馆时不到七点，坐定点菜吃饭时已是一个多小时后的事，旁边的嘈杂加重了这种虚无与迷惘。离开时，饭馆陷入黑暗，因为发电机的汽油用光了。店主燃起一根细细的红色蜡烛，喊醒旁边睡觉的小女儿。小女孩揉揉眼，打个哈欠，慢慢走到摆好两盘青菜、三碗米饭的小桌前坐好，全家人开始吃晚饭……”

　　那天晚饭后，因为停电，陈涛只好去门卫陈师傅的屋子里小坐——陈师傅的房间不仅有烛光还有炉火。陈涛推门进去时，屋里已经有几个人在聊天。他用烛火烤了一下布满雾气的镜片，然后找了个地方坐下，然后听大家在影影绰绰的烛光里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闲话。说到俄罗斯一架飞机坠毁、机上二百多人时，屋里开始陷入沉默。心底升起一片寒凉的陈涛，把自己藏在烛光映照不到的黑暗深处，不想说话。那一刻，摇曳不定的烛火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在老家的夜晚，也是这样就着半截蜡烛燃起的光亮里，他和父母及爷爷奶奶围坐在一起，随意地说着话，场面十分温馨。一晃，几十年的光阴悄无声息地就过去了。不知道天上的爷爷奶奶是否安好？是否还能像从前那样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2016年3月的一个深夜，喝了一点酒的小松来找陈涛聊天。但一开始，满脸通红的他只是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抽着烟。他说：“我喝完酒回来，发现整幢大楼只有您的房间亮着灯，就想上来和您说说话。陈书记，希望没有打扰您。”看得出来小松是有心事，陈涛拍拍他的肩，给他倒了一杯热茶。小松彻底放松下来，开始描述他出生的那个地方，讲述家族的荣耀与哀伤，还提起了他的爷爷——小松的老家在临潭县最贫困的一个乡。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冶力关工作，彼时也已经有五六年时间了。小松说，他自小就跟爷爷在县城生活，是爷爷亲手将他带大，爷孙之间的感情因此一直很好，他也在爷爷的关心培养下考上了大学。但大学期间他因个人爱好而留起了长发，引起爷爷的不满并责令他剪掉，但被小松拒绝。于是，爷孙俩都因为跟对方生气而很久都不再说话，也没有见过面。直到后来，家中来电话说爷爷病得很严重，小松才心急如焚地找了一辆出租车奔家而去，并在回去的途中找到一家刚开门的理发店剪掉了他留了很久的长发。当时，爷爷的眼睛已经看不大清楚了，但得知孙子回来后，爷爷用手摸了摸他的头，表示原谅了他。根据爷爷的个人要求，儿子们都不允许回来照顾他，他只想跟自己最爱的孙子待在一起。所以，在爷爷最后的那段日子里，都是小松一个人在旁边陪着他，一直到爷爷离世……当后来俩人谈及未来时，小松的心态已经很平和了，还笑着跟陈涛说人如果经历过一些事情，就会看淡一切。生活，就是要顺其自然才最好。

　　跟小松一样，基层的乡镇干部大多出自本县的农家，也有极个别是从邻县调入。他们坚守在基层拼命工作，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很多两地分居或全家四五处分居的年轻干部们，平日里因为忙于工作而顾及不了父母妻儿，时间一久就会难免遭到家人的抱怨。特别是承担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些干部，长时间顾不上回家，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使他们痛苦不堪又无法改变。每每谈及这些时，他们个人也是深感愧疚不已。陈涛初到冶力关的时候，看到他们中间大多人都有着黝黑的面孔与成熟的做派，还会以为他们年龄都比自己要大。后来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八五后，比自己年轻不少。由于长期工作在基层，加之地理环境与工作生活环境的种种因素，使得他们有着比实际年龄更多的成熟，甚至还有着年龄不相符合的阅历与沧桑感。

　　熟悉了乡镇工作以后，陈涛才发现其实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乡镇工作人员多，但升迁几率很小。几年过去后，很多人曾经燃烧过的理想渐渐在现实中化为灰烬，性格中的棱角也慢慢被磨平。面对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他们的每一天都被焦虑、沮丧、疲惫填满。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难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工作指令下发到乡镇一级时，内容繁多且期限短任务重，让干部们应接不暇。精准扶贫期间，上级单位下发的各种扶贫表格与数据统计多到数不胜数，需要基层填报完成的表格繁多。上级部门对精准扶贫的拿捏不准或工作的细微错误，都有可能让整个工作推倒重来、只能再熬一个通宵去加班完成。有时候，干部们下村时或因一时疏忽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妥，导致村民的拒绝配合也会让他们感到心力交瘁。

　　那天，陈涛第一次见到了高庄小学的朱老师。当时，朱老师从办公室里走出来，默默地站在他身边，没有礼仪性的握手致意，也没有初见时的客套寒暄。陈涛询问一些学校的情况，朱老师也是慢腾腾地回答着他。俩人就那么站在院子里，一问一答地闲聊着。8月末的冶力关，空气里已经明显有了秋的凉意。风掠过院里的杂草时，越发显出校园的荒凉。陈涛注意到，面前的朱老师已经穿上了黑色的皮夹克，但夹克显然已经很旧了，上面那些不规整的裂纹比他额头眼角的纹路还有密集。后经交谈得知，朱老师在高中毕业后就做了民办教师，彼时已经有了十七年的教龄。但因为是民办教师，工资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但陈涛问起时，朱老师却显得非常平静：从一九九九年参加工作时的每月100元，到二00三年的200元、二00六年的300元、二00九年的540元、二0一0年的1000元，再到二0一五年的1500元……

　　跟池沟村一样，高庄村也是一个行政村。下辖豁先等七个自然村。因为海拔高、气候条件差，加之土地面积少，村子的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全村共有一百八十三户人家，其中需要国家低保救助的就占了一百七十五户。因为父母亲常年外出打工，村里的孩子们多半都是留守儿童，平时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除了学校附近的孩子以外，多数学生的家都在山上，爷爷奶奶忙于庄稼，又加之年迈，无法天天护送他们上学，孩子们只能自己去上学。晴天还好，若是遇到阴雨或雪天，等淌过泥泞的山路走进学校时，孩子们差不多都是泥水浸湿双脚。因为家庭贫困，村里的孩子们一年也难得换一套新衣服，陈涛每次见到孩子们时，他们的衣服差不多都是又脏又旧的。也难怪，爷爷奶奶还要照顾地里的庄稼，几乎顾及不到孩子们的穿着卫生，只要是孩子们进了校门就算完成任务了。陈涛注意到，学校里离家近的孩子，中午还能回家吃到一口热饭。而那些家在山上的孩子们中午就只能留在学校吃馒头喝凉水当午饭了。夏天还好，一入冬季学校的水管就会被冻住，一直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才能正常使用。这期间，大多数孩子的书包里就会多出一个装满了凉水的饮料瓶，用来在学校解渴。大多数孩子们分不清蔬菜与水果，没有见过甘蔗、火龙果这些水果……

　　助学活动开始不久后，吸引到了县上的媒体记者来采访报道，但他认为没必要张扬，自己也只不过是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一开始，对媒体报道还有些排斥。但随着助学活动的不断深入，他对报社和电视台来跟踪采访的做法慢慢有了转变，表示愿意配合。他之所以改变想法，是想通过助学活动让大家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他明白，一场成功的助学活动不仅需要良好的开端，更需要保证它的延续性和示范性。助学活动的开展，不仅能让学校和学生获得物质上的丰富和精神上的受益，同时还能向社会传播一种健康的教育理念，吸引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活动中来。陈涛深深体会到，对于一个落后又贫困的地区而言，善良的最大敌人往往并不是恶，而是无知和愚昧。消除愚昧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其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才是助学活动所要达到的深层目标和现实意义。因此，助学虽然只是一场公益活动，但对于山区村小的广大孩子们而言，则是为他们点亮了一盏灯——一盏可以消除愚昧、照亮人生未来之路的灯。仅从这个意义而言，助学活动无论如何也得坚持下去！

　　朱老师是高庄本村人，1999年高考落榜后就在家门口当起了民办教师。他说他刚去高庄小学任教时，学校只有几间房子几张课桌，院子里杂草丛生，看上去很荒芜凄凉。后来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本来的想法是：自己没有考上大学，只能竭尽所能地办好家门口的教育，让村里的孩子们都能有书读、有学上，把他们多送出去几个去见世面。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很少计较过付出与收入的平衡，也不管贫穷与孤寂，年复一年地耕耘在三尺讲台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孩子们用读书来改变命运、走出大山。他跟我说：从北京来的陈书记，虽然人很年轻，但人家毕竟是大城市来的，见过世面还务实能干。最关键的是，他真的很关心咱们镇上那些娃娃们的前程，经常骑着摩托车自己跑学校调研摸底，再用自己的关系四处为学生们筹集学习用品。不止我们高庄小学，镇上其他村学的孩子们也都受了益。可惜他只待了两年，如果再长一点，整个学区的条件都会得到改善。